终于，他找到了。在那一页上方，划线标出：《短暂的生命》。接着写道：“精美的建筑，赏心悦目而又巧妙之极的结构：行文和技巧远在可怜的人物和乏味的故事之上。”不是一句太热情的评价。想起这个故事时，为什么会激动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他的潜意识早已经把中赫尔特鲁迪斯被手术刀切下的茹房与他想念的卢克莱西娅的茹房联系起来的结果吗？开头的场面非常清晰，就是那个情景反复震撼着他。那个故事的叙述者胡安·马利亚·布劳森，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广告社的普通职员，一想到这天上午还是前一天下午妻子赫尔特鲁迪斯被切除了一个茹房，就在那肮脏的单元房里痛苦地折磨自己；与此同时，他听到一墙之隔的那一边新来的邻居、妓女或者前妓女盖卡在胡说八道，这时他模模糊糊地虚构出一个他的朋友和老板胡里奥·斯坦因要的电影故事。那段震撼人心的话就抄录在那里：“……我想起了那个不愉快的任务：观看赫尔特鲁迪斯胸脯上即将出现的新伤疤，圆形、过分修饰的伤疤，上面有一种红色或者玫瑰色的筋脉，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变成模糊不清的苍白色，如同赫尔特鲁迪斯在腹部上另外那个伤疤，细细的、没有突起、轻巧得如同签字一样，我早已经用舌尖辨认过多次了。”下面的话让人感到更加痛苦：布劳森一把抓住要害，预测出唯一可以说服妻子的方式：切除了那个茹头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唯一令人信服的证据，唯一可以给他提供幸福和信任的源泉将是毫不掩饰地挺起那做过手术的胸膛，扬起和低下一张因情欲而焕发青春的面孔，亲吻它并让我发狂。”
堂利戈贝托心里想：“写出这种话的人，真是个上帝，这些话在十年之后?